梦三国千秋帝业（梦三国2千秋帝业）

本文目录一览：

• 1、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
• 2、诸葛亮为什么让关羽去守华容道，为什么不杀曹操？
• 3、诸葛亮在我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有关他的事迹、传说、俗语还有很多。收集资料，以“千秋诸葛亮我评说”为
• 4、为什么《三国演义》中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呢？

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

第三十八回 定三分隆中决策 战长江孙氏报仇

却说玄德访孔明两次不遇，欲再往访之。关公曰：“兄长两次亲往拜谒，其礼太过矣。想诸葛亮有虚名而无实学，故避而不敢见。兄何惑于斯人之甚也！”玄德曰：“不然，昔齐桓公欲见东郭野人，五反而方得一面。况吾欲见大贤耶？”张飞曰：“哥哥差矣。量此村夫，何足为大贤；今番不须哥哥去；他如不来，我只用一条麻绳缚将来！”玄德叱曰：“汝岂不闻周文王谒姜子牙之事乎？文王且如此敬贤，汝何太无礼！今番汝休去，我自与云长去。”飞曰：“既两位哥哥都去，小弟如何落后！”玄德曰：“汝若同往，不可失礼。”飞应诺。

于是三人乘马引从者往隆中。离草庐半里之外，玄德便下马步行，正遇诸葛均。玄德忙施礼，问曰：“令兄在庄否？”均曰：“昨暮方归。将军今日可与相见。”言罢，飘然自去。玄德曰：“今番侥幸得见先生矣！”张飞曰：“此人无礼！便引我等到庄也不妨，何故竟自去了！”玄德曰：“彼各有事，岂可相强。”三人来到庄前叩门，童子开门出问。玄德曰：“有劳仙童转报：刘备专来拜见先生。”童子曰：“今日先生虽在家，但今在草堂上昼寝未醒。”玄德曰：“既如此，且休通报。”分付关、张二人，只在门首等着。玄德徐步而入，见先生仰卧于草堂几席之上。玄德拱立阶下。半晌，先生未醒。关、张在外立久，不见动静，入见玄德犹然侍立。张飞大怒，谓云长曰：“这先生如何傲慢！见我哥哥侍立阶下，他竟高卧，推睡不起！等我去屋后放一把火，看他起不起！”云长再三劝住。玄德仍命二人出门外等候。望堂上时，见先生翻身将起，忽又朝里壁睡着。童子欲报。玄德曰：“且勿惊动。”又立了一个时辰，孔明才醒，口吟诗曰：“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孔明吟罢，翻身问童子曰：“有俗客来否？”童子曰：“刘皇叔在此，立候多时。”孔明乃起身曰：“何不早报！尚容更衣。”遂转入后堂。又半晌，方整衣冠出迎。

玄德见孔明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玄德下拜曰：“汉室末胄、涿郡愚夫，久闻先生大名，如雷贯耳。昨两次晋谒，不得一见，已书贱名于文几，未审得入览否？”孔明曰：“南阳野人，疏懒性成，屡蒙将军枉临，不胜愧赧。”二人叙礼毕，分宾主而坐，童子献茶。茶罢，孔明曰：“昨观书意，足见将军忧民忧国之心；但恨亮年幼才疏，有误下问。”玄德曰：“司马德操之言，徐元直之语，岂虚谈哉？望先生不弃鄙贱，曲赐教诲。”孔明曰：“德操、元直，世之高士。亮乃一耕夫耳，安敢谈天下事？二公谬举矣。将军奈何舍美玉而求顽石乎？”玄德曰：“大丈夫抱经世奇才，岂可空老于林泉之下？愿先生以天下苍生为念，开备愚鲁而赐教。”孔明笑曰：“愿闻将军之志。”玄德屏人促席而告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备不量力，欲伸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迄无所就。惟先生开其愚而拯其厄，实为万幸！”孔明曰：“自董卓造逆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今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此亮所以为将军谋者也。惟将军图之。”言罢，命童子取出画一轴，挂于中堂，指谓玄德曰：“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图也。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玄德闻言，避席拱手谢曰：“先生之言，顿开茅塞，使备如拨云雾而睹青天。但荆州刘表、益州刘璋，皆汉室宗亲，备安忍夺之？”孔明曰：“亮夜观天象，刘表不久人世；刘璋非立业之主：久后必归将军。”玄德闻言，顿首拜谢。只这一席话，乃孔明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真万古之人不及也！后人有诗赞曰：“豫州当日叹孤穷，何幸南阳有卧龙！欲识他年分鼎处，先生笑指画图中。”玄德拜请孔明曰：“备虽名微德薄，愿先生不弃鄙贱，出山相助。备当拱听明诲。”孔明曰：“亮久乐耕锄，懒于应世，不能奉命。”玄德泣曰：“先生不出，如苍生何！”言毕，泪沾袍袖，衣襟尽湿。孔明见其意甚诚，乃曰：“将军既不相弃，愿效犬马之劳。”玄德大喜，遂命关、张入，拜献金麻礼物。孔明固辞不受。玄德曰：“此非聘大贤之礼，但表刘备寸心耳。”孔明方受。于是玄德等在庄中共宿一宵。

次日，诸葛均回，孔明嘱付曰：“吾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于此，勿得荒芜田亩。待我功成之日，即当归隐。”后人有诗叹曰：“身未升腾思退步，功成应忆去时言。只因先主丁宁后，星落秋风五丈原。”又有古风一篇曰：“高皇手提三尺雪，芒砀白蛇夜流血；平秦灭楚入咸阳，二百年前几断绝。大哉光武兴洛阳，传至桓灵又崩裂；献帝迁都幸许昌，纷纷四海生豪杰：曹操专权得天时，江东孙氏开鸿业；孤穷玄德走天下，独居新野愁民厄。南阳卧龙有大志，腹内雄兵分正奇；只因徐庶临行语，茅庐三顾心相知。先生尔时年三九，收拾琴书离陇亩；先取荆州后取川，大展经纶补天手；纵横舌上鼓风雷，谈笑胸中换星斗；龙骧虎视安乾坤，万古千秋名不朽！”玄德等三人别了诸葛均，与孔明同归新野。

玄德待孔明如师，食则同桌，寝则同榻，终日共论天下之事，孔明曰：“曹操于冀州作玄武池以练水军，必有侵江南之意。可密令人过江探听虚实。”玄德从之，使人往江东探听。

却说孙权自孙策死后，据住江东，承父兄基业，广纳贤士，开宾馆于吴会，命顾雍、张纮延接四方宾客。连年以来，你我相荐。时有会稽阚泽，字德润；彭城严畯，字曼才；沛县薛综，字敬文；汝阳程秉，字德枢；吴郡朱桓，字休穆；陆绩，字公纪；吴人张温，字惠恕；乌伤骆统，字公绪；乌程吾粲，字孔休：此数人皆至江东，孙权敬礼甚厚。又得良将数人：乃汝南吕蒙，字子明；吴郡陆逊，宇伯言；琅琊徐盛，字文向；东郡潘璋，字文珪；庐江丁奉，字承渊。文武诸人，共相辅佐，由此江东称得人之盛。

建安七年，曹操破袁绍，遣使往江东，命孙权遣子入朝随驾。权犹豫未决。吴太夫人命周瑜、张昭等面议。张昭曰：“操欲令我遣子入朝，是牵制诸侯之法也。然若不令去，恐其兴兵下江东，势必危矣。”周瑜曰：“将军承父兄遗业，兼六郡之众，兵精粮足，将士用命，有何逼迫而欲送质于人？质一入，不得不与曹氏连和；彼有命召，不得不往：如此，则见制于人也。不如勿遣，徐观其变，别以良策御之。”吴太夫人曰：“公瑾之言是也。”权遂从其言，谢使者，不遣子。自此曹操有下江南之意。但正值北方未宁，无暇南征。

建安八年十一月，孙权引兵伐黄祖，战于大江之中。祖军败绩。权部将凌操，轻舟当先，杀入夏口，被黄祖部将甘宁一箭射死。凌操子凌统，时年方十五岁，奋力往夺父尸而归。权见风色不利，收军还东吴。

却说孙权弟孙翊为丹阳太守，翊性刚好酒，醉后尝鞭挞士卒。丹阳督将妫览、郡丞戴员二人，常有杀翊之心；乃与翊从人边洪结为心腹，共谋杀翊。时诸将县令，皆集丹阳，翊设宴相待。翊妻徐氏美而慧，极善卜《易》，是日卜一卦，其象大凶，劝翊勿出会客。翊不从，遂与众大会。至晚席散，边洪带刀跟出门外，即抽刀砍死孙翊。妫览、戴员乃归罪边洪，斩之于市。二人乘势掳翊家资侍妾。妫览见徐氏美貌，乃谓之曰：“吾为汝夫报仇，汝当从我；不从则死。”徐氏曰：“夫死未几，不忍便相从；可待至晦日，设祭除服，然后成亲未迟。”览从之。徐氏乃密召孙翊心腹旧将孙高、傅婴二人入府，泣告曰：“先夫在日，常言二公忠义。今妫、戴二贼，谋杀我夫，只归罪边洪，将我家资童婢尽皆分去。妫览又欲强占妾身，妾已诈许之，以安其心。二将军可差人星夜报知吴侯，一面设密计以图二贼，雪此仇辱，生死衔恩！”言毕再拜。孙高、傅婴皆泣曰：“我等平日感府君恩遇，今日所以不即死难者，正欲为复仇计耳。夫人所命，敢不效力！”于是密遣心腹使者往报孙权。

至晦日，徐氏先召孙、傅二人，伏于密室韩幕之中，然后设祭于堂上。祭毕，即除去孝服，沐浴薰香，浓妆艳裹，言笑自若。妫览闻之甚喜。至夜，徐氏遗婢妾请览入府，设席堂中饮酒。饮既醉，徐氏乃邀览入密室。览喜，乘醉而入。徐氏大呼曰：“孙、傅二将军何在！”二人即从帏幕中持刀跃出。妫览措手不及，被傅婴一刀砍倒在地，孙高再复一刀，登时杀死。徐氏复传请戴员赴宴。员入府来，至堂中，亦被孙、傅二将所杀。一面使人诛戮二贼家小及其余党。徐氏遂重穿孝服，将妫览、戴员首级，祭于孙翊灵前。不一日，孙权自领军马至丹阳，见徐氏已杀妫、戴二贼，乃封孙高、傅婴为牙门将，令守丹阳，取徐氏归家养老。江东人无不称徐氏之德。后人有诗赞曰：“才节双全世所无，奸回一旦受摧锄。庸臣从贼忠臣死，不及东吴女丈夫。”

且说东吴各处山贼，尽皆平复。大江之中，有战船七千余只。孙权拜周瑜为大都督，总统江东水陆军马。建安十二年，冬十月，权母吴太夫人病危，召周瑜、张昭二人至，谓曰：“我本吴人，幼亡父母，与弟吴景徒居越中。后嫁与孙氏，生四子。长子策生时，吾梦月入怀；后生次子权，又梦日入怀。卜者云：梦日月入怀者，其子大贵。不幸策早丧，今将江东基业付权。望公等同心助之，吾死不朽矣！”又嘱权曰：“汝事子布、公瑾以师傅之礼，不可怠慢。吾妹与我共嫁汝父，则亦汝之母也；吾死之后，事吾妹如事我。汝妹亦当恩养，择佳婿以嫁之。”言讫遂终。孙权哀哭，具丧葬之礼，自不必说。

至来年春，孙权商议欲伐黄祖。张昭曰：“居丧未及期年，不可动兵。”周瑜曰：“报仇雪恨，何待期年？”权犹豫未决。适平北都尉吕蒙入见，告权曰：“某把龙湫水口，忽有黄祖部将甘宁来降。某细询之：宁字兴霸，巴郡临江人也；颇通书史，有气力，好游侠；尝招合亡命，纵横于江湖之中；腰悬铜铃，人听铃声，尽皆避之。又尝以西川锦作帆幔，时人皆称为锦帆贼。后悔前非，改行从善，引众投刘表。见表不能成事，即欲来投东吴，却被黄祖留住在夏口。前东吴破祖时，祖得甘宁之力，救回夏口；乃待宁甚薄。都督苏飞屡荐宁于祖。祖曰：宁乃劫江之贼，岂可重用！宁因此怀恨。苏飞知其意，乃置酒邀宁到家，谓之曰：吾荐公数次，奈主公不能用。日月逾迈，人生几何，宜自远图。吾当保公为邾县长，自作去就之计。宁因此得过夏口，欲投江东，恐江东恨其救黄祖杀凌操之事。某具言主公求贤若渴，不记旧恨；况各为其主，又何恨焉？宁欣然引众渡江，来见主公。乞钧旨定夺。”孙权大喜曰：“吾得兴霸，破黄祖必矣。”遂命吕蒙引甘宁入见。参拜已毕，权曰：“兴霸来此，大获我心，岂有记恨之理？请无怀疑。愿教我以破黄祖之策。”宁曰：“今汉祚日危，曹操终必篡窃。南荆之地操所必争也。刘表无远虑，其子又愚劣，不能承业传基，明公宜早图之；若迟，则操先图之矣。今宜先取黄祖。祖今年老昏迈，务于货利；侵求吏民，人心皆怨；战具不修，军无法律。明公若往攻之，其势必破。既破祖军，鼓行而西，据楚关而图巴、蜀，霸业可定也。”孙权曰：“此金玉之论也！”遂命周瑜为大都督，总水陆军兵；吕蒙为前部先锋；董袭与甘宁为副将；权自领大军十万，征讨黄祖。

细作探知，报至江夏。黄祖急聚众商议，令苏飞为大将，陈就、邓龙为先锋，尽起江夏之兵迎敌。陈就、邓龙各引一队艨艟截住沔口，艨艟上各设强弓硬弩千余张，将大索系定艨艟于水面上。东吴兵至，艨艟上鼓响，弓弩齐发，兵不敢进，约退数里水面。甘宁谓董袭曰：“事已至此，不得不进。”乃选小船百余只，每船用精兵五十人：二十人撑船，三十人各披衣甲，手执铜刀，不避矢石，直至艨艟傍边，砍断大索，艨艟遂横。甘宁飞上艨艟，将邓龙砍死。陈就弃船而走。吕蒙见了，跳下小船，自举橹棹，直入船队，放火烧船。陈就急待上岸，吕蒙舍命赶到跟前，当胸一刀砍翻。比及苏飞引军于岸上接应时，东吴诸将一齐上岸，势不可当。祖军大败。苏飞落荒而走，正遇东吴大将潘璋，两马相交，战不数合，被璋生擒过去，径至船中来见孙权。权命左右以槛车囚之，待活捉黄祖，一并诛戮。催动三军，不分昼夜，攻打夏口。正是：只因不用锦帆贼，至令冲开大索船。未知黄祖胜负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诸葛亮为什么让关羽去守华容道，为什么不杀曹操？

诸葛亮为什么派关羽守华容道？

关羽守华容，义释曹孟德，成为千古佳话。

可是，诸葛亮为什么要派关羽守华容道呢？

《三国演义》对此的解释很简单：天不灭曹；老版电视剧《三国演义》也沿用了此说；新版《三国》对此倒是做了一些阐释，但也不是太明确，有些含糊其辞，语焉不详。

其实，诸葛亮派关羽守华容道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只要活曹操，不要死孟德。

这是由当时的天下大势决定的。

当时之势，曹操坐拥北方四州，十分天下已有七八；孙权继承父兄基业，占据江东，已成气候；刘备则空有英雄之名，尚无立锥之地，只得东投西靠，依附他人。赤壁一战，曹操打败，虽说根基未动，但也元气受损，数年之内不能南下。孙权则势力大增，刘备亦大有斩获，二家都有了进一步发展壮大的空间。

从孙权方面来说，当然希望曹操死。如曹操一死，北方就会陷入群龙无首、群雄割据、自相残杀的争斗之中，类似三国刚开始局面。如此，则孙权无北面之忧，可以集中全部力量经营南中国，吞荆州、取西川，统一南方，之后再北伐中原，成就千秋帝业。这就是鲁肃版“隆中对”的内容。

从刘备方面来说，此时的外部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换，敌我关系已经开始变化。最大的敌人，已从曹操转变为孙权；最紧迫的危险，就是面临孙权的吞并。同理，对刘备、诸葛亮来说，当前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抵抗、防止江东孙权集团。

那么，抵抗、防止江东孙权集团的最佳方法是什么？

当然是给孙权制造（保留）一个强大的敌手。

这个敌手，就是曹操。

赤壁之战后，曹操虽遭大败，但根基仍在，用曹操的话说，就是“城池、土地、兵马、钱粮、人口、税赋，仍数倍于孙、刘”，所以只要曹操这个领袖存在，则曹氏集团仍是天下最强大的力量。曹操存在一天，孙权就得提防一天，就不能全力对付刘备，相反，还得要和刘备结盟，共同对付曹操。保住曹操，其实就是保住刘备。

这种大国间的战略结盟和对抗，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新中国成立之初，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中苏结盟，共同对抗美国。后来，形势发生变化，中苏交恶，苏联成了中国最危险的敌人，美国也受到苏联的巨大压力，所以才有了中美“兵乓球外交”，中美结盟，共同对付苏联。

孙权集团希望曹操死，刘备方面希望曹操活，如何一方面保住曹操，另一方面又不能被孙权方面抓住把柄，这对刘备集团是个考验。

现在，关羽派上用场了。

关羽其人，书中说他“极重义气”，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性情中人。诸葛亮派关羽守华容道，就是希望关羽大讲特讲义气。结果果真如此，关羽经不住曹操再三哀告，把五绺长髯一捋，丹凤眼一眯，曹操得救了。

这样一来，面对东吴方面的责难，刘备集团就可以把全部责任推到关羽头上：不是我们不想杀曹操，是关羽太重个人义气，无组织无纪律，擅自把曹操给放了，我们一定对关羽严加批评教育。

诸葛亮派关羽守华容道，除了要确保曹操活命而不给东吴借口之外，还藏个小心眼，就是要抓关羽一个小辫子。众所周知，诸葛亮此时初到刘备身边，资历尚浅，功劳未著，难以服众，关羽、张飞更没把他放在眼里。张飞一介武夫，无甚心机，收之不难。而关羽则不同，刘备就说关羽“善待士卒而骄于士大夫”，就是说关羽对士兵客气，对读书人牛气，当然也包括诸葛亮了。所以诸葛亮就利用关羽私放曹操这件事，抓住了关羽的小辫子，使关羽既内心愧疚，又心存感激，以后就再也不能在面前牛逼了。

当然，虽然关羽义释曹操，给自己弄的难堪，但也成就了“义绝”大名。后来，关羽名声日隆，入道进佛，三教皆敬，成了和孔圣人并驾齐驱的“武圣”，香火遍及华夏大地，凡有华人处，必有关帝庙。这，又非诸葛亮所能比拟。

这也许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吧

诸葛亮在我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有关他的事迹、传说、俗语还有很多。收集资料，以“千秋诸葛亮我评说”为

诸葛亮字孔明，东汉末年，南阳人士。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他留给后人了“智慧”、“节操高尚“的光辉形象，是东亚地区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留下了不少流传千古的故事和脍炙人口的名言。这里，就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谈一下自己的管窥之见。

诸葛亮生于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亡于蜀汉后主建立十二年(公元234年)，享年54岁。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问计于诸葛亮，诸葛亮是年27岁，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大势，提出鼎足三分，联孙抗曹，进而统一天下之路，即著名的“隆中对”：

“自董卓造逆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含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这里引用“隆中对”，主要为本文作证。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诸葛亮为什么会为刘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原本“躬耕于南阳，不求闻达于诸侯”，据查资料，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之襄阳后，叔父去世后，与公元197年至公元207年，已经隐居十年了。已是毫无出仕之心了，徐庶走马荐诸葛时，诸葛亮闻言，做色道“君以我为享祭之牺牲呼”，因刘备“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随许先帝以驰骋”。可见，诸葛亮原本不愿入仕，因被刘备三顾赤诚感动而出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备“三回请，两行泪，一张嘴，赚的诸葛把命赔”。

刘备一个势单力薄的寒族人士，先后投靠公孙赞、陶谦、袁绍、曹操、刘表，居无定所，到处流浪，惶惶如丧家之犬，自得到诸葛亮后，依靠红宝书“隆中对”的政策，方才建国。查三国史料，蜀汉在当时三国之中，面积最小，国力最弱，地薄民少。蜀汉地处荒蛮，只有四川平原和江汉平因是粮仓，可资国力。蜀汉需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蜀汉要想统一天下，必须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可见，诸葛亮的计划是两路兵马，克复中原。

依照诸葛亮的计划第一步占有益州、荆州，进而建国。然后蜀汉需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可惜这一计划被关羽的大意失荆州打破，由此，诸葛亮只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刘备夺取刘璋的益州没有夺取韩中，却东出与东吴争江南三郡，与孙权发生矛盾，后又头脑发热，令关羽北伐，结果关羽守土，贪而弃义，刚愎自用，小看东吴，又逞匹夫之勇，终于败走麦城。使刘备为一时之意气而与孙权交恶。失去荆州，失去与东吴的联盟关系。与东吴交恶，就陷入两线作战，腹背受敌之地；失去荆州，就失去了一个粮仓，失去东线力克中原之途。结果，兵疲民乏，元气大伤，蜀汉失去了统一天下的实力。

诸葛亮这时当退归桑，梓颐养终年。然，刘备白帝城临终托孤，可怜汪汪，又提出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可自为成都之主。刘备明知刘禅师昏庸浑恶之徒，假惺惺的先提出来，赚的诸葛亮尽忠。结果，诸葛亮听后，寒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呼”，刘禅昏弱无能，以当世的情况，只能是退守川中，以求自保，但诸葛亮即以答应刘备一定要统一中原，就只好不断的北伐、北伐。

诸葛亮深知“补缀天地，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然感先帝知遇之恩，托孤之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深知自己往后刘禅必亡国，自己在一日就尽一日的忠，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况且，与其坐以待毙，不若拼死一搏，或有一线生机。只好蚕食魏境，可起到挑起事端，瓦解敌人阵线的作用。

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表现在临终杀魏延上。有的人说，魏延又大才，诸葛亮杀之无理，莫须有。我觉得诸葛亮是宁可错杀，也不漏杀。魏延又大才不假，但是他太有大志，诸葛亮死后必然会威胁到昏庸的刘禅的统治地位，为刘禅好，诸葛亮只好借口杀了魏延完事。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人人都说关羽是古今中外“义”的化身，我看诸葛亮的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义”的化身，诸葛孔明流芳千古，永垂不朽！！！

由孔明的“三哭”谈起

公元220年，诸侯并起，天下纷争。山清水秀的竹林间，茅舍内，一位中年男子头戴纶巾，手握羽扇，身在茅舍，心系天下，看兴亡成败，胸中尽万点河山，道：“人和者，得天下也。”于是三顾茅庐的佳话造就了一代伟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诸葛孔明以其卓越的政治军事才干，建蜀国，兴汉业，历经图治，呕心沥血。以其智，以其情，以其义，展现了一代蜀相伟大的胸襟气魄，令天下人为之敬仰，让我醉，让我痴，令我狂。

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有通天彻地的才干，深谋远虑，有扭转乾坤的力量，呼风唤雨。他神机妙算，料事如神。草船借箭，三气周渔，借东风赤壁之战。六出祁山，七擒孟获，司马面前摆空城。威镇八方，“真乃神人也。”他调兵遣将，知人善用。赤壁之战中，明知关羽乃情义深重，知恩必报者，亦派其扼守要道，结果华容道上关羽顾念旧恩，宁舍己而放走了劲敌曹操。有人道，此乃孔明之过也，错失良机。然却不尽然。看，当主公刘备急切地加以阻止时，：“云常乃性情中人，必放曹操，贤相怎可让其扼守要道？”孔明听罢，仰声长叹曰：“此乃天意，天不灭曹。若魏国亡，东吴势必崛起，此乃一劲敌，又占地利只势，蜀国必难与其相抗衡，势必亡矣。今三分天下，呈三足鼎立之势，我等趁此良机，兴农业，固粮仓，养精蓄锐，方可破敌。而云常经此一战，必更忠心效蜀，此乃臣之大计也！”由此看来，放走曹操绝非偶然，亦非孔明之败笔，实乃形势所逼，无奈之举也。

再如用魏延。其时三足鼎立，蜀国力量较为弱小，诸葛亮苦撑危局，自然注重网罗人才。蜀中名将除关张赵马黄外，还有一位就是魏延。诸葛亮在对其的使用上可谓煞费苦心。魏延也算能够骁勇善战，屡建功勋。但此人头后有“反骨”，不够忠诚，诸葛亮料定他日后定会谋反，但国家正值用人之际，此人不可不用，尤其在关张赵马黄等人凋零之后。况且你如不用，就有可能为敌所用。诸葛亮一边用他，一边又防范着他。待到诸葛亮操劳过度，病危之际，密令魏延断后。当夜魏延忽作一梦，梦见头上长出二角，得知乃大吉之兆，遂起兵谋反，果应孔明之言。还是诸葛亮早有安排，并留下锦囊妙计，才有马岱砍下魏延首级之举。知道其有谋反之心，还要用之，如走钢丝一般，诸葛亮成竹在胸，自己在世其有惧怕之心还不敢公然造反，不用可惜。在其造反之前杀之，又让将士们寒心。只有在其身边埋下伏兵，待其反时一举杀之，一般而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在特定形势下，如何变通的取得最佳之效，实乃大智慧也。

鲁迅在评价诸葛亮时认为他太神而近乎于“妖”。对前人的评价，我不能深入领会。在我看来，即为“妖”，那意味着贬义。我以为不然，尽管诸葛亮的才智近乎神话，但称其为“妖”不免过于尖酸刻薄，他只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重情义的人。

街亭之战中，马谡争先，一再狂言不休，没有引起他的注意，这是他的失察。派王平，岂知马谡怎肯听王平之言，这是再度失察。结果失去战机，失去所的之地，失去了将得的胜利，失去了锐气，失去了灭魏兴汉的大业，失去了政治家、军事家所应有的明智，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此乃孔明人生的一大败笔。这当中固然有孔明失察之过，却也不尽其然。看，马谡请兵时，孔明虽有疑虑，但因素对其有好感，抹不开面子，故委以重任，究其根源，乃一“情”字。事后孔明挥泪曰“吾与汝义如兄弟，汝之子即吾之子也，不必多嘱。”这一哭，一挥手之间，深深的自责，贻误战机，用人不当，也害了马谡，累及其全家，可见其“情”之深。对马谡家属的安置照顾，又可见其“义”之重。孔明二哭，当参军蒋琬求情时，孔明流涕而答曰：“惜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争，兵戈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耶？合当斩之。“这一哭，又交织着多少情感。马谡将斩，虽心中不忍，奈执法严明，为不得不斩而哭，恨自己知人不能善用而哭。街亭失守，战局不能扭转，兴汉渺茫，于是悲从中来，怎不流涕？马谡斩毕，孔明又大哭不已，蒋琬问曰”今幼常得罪，既正军法，丞相何故哭耶？“孔明曰：“吾非为马谡而哭，吾想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曾嘱吾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今果应其言，乃深恨己之不明，追思先帝之言，因此痛哭耳！”大小将士，无不流涕。这一哭，多少悲愤涌上心头，眼前曾经的茅林溪水；沙场点秋兵；与先帝纵马与广袤的田天地之间，谈古论今往事历历在目。思旧恩，悔自己不听先帝之言，枉费先帝一片苦心。深恨己之不明，失去了兴汉大业，对不起先帝的知遇之恩，一片深情，又是一个“情”字。

说孔明不“明”，我认为只有一点。先帝白帝城托孤之时曾说：“幼主刘禅昏庸无能，贪图享乐，万不得已之时，丞相可取而代之，兴我汉室。”然尽管先帝如此之说，孔明决不违“情”犯上，依旧忠心耿耿，一生为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怎可“情义”二字所能尽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后世有评诸葛亮云：

三顾频繁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表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一代诸葛武侯，其情，苍天可表；其义，大地为之动容；其智慧，千百流传；其忠诚，为后世人所景仰，可谓：一缕清魂天上逝，留得清白在人间！

诸葛亮北伐历来争议较大，至目前为止，无论学者还是广大业余爱好者，其主流看法是持赞赏态度的。但目前，网络上有些有新意的朋友提出种种看法，主要归纳有两点：一、将蜀汉的国力拖垮；二、诸葛亮拥兵自重。

MQ不才，讲几点个人看法

首先说说第二种看法——诸葛亮拥兵自重的问题。我认为这话对一半。诸葛亮本来就拥兵（掌握天下兵权，不是现代说的“拥军拥属”），他不但拥兵而且拥权，但我认为说到“自重”，则肯定不是，无论从诸葛亮为人及实际历史看，诸葛亮并没有割裂政权，称霸一方。

谈到第一个问题，我认为持上述观点的朋友可能把姜维的账记到了诸葛亮的身上，因为有朋友写帖子时常会这么说“姜维九伐中原，把蜀汉国力彻底拖垮，其实他只是走诸葛亮的老路而已，蜀汉灭亡的原因从诸葛亮时就已经开始了。” 对此，我的观点是不同意这种类似的说法。因为判断一个国家的国力是否被拖垮，要看几个硬指标，比如：1.政府或内阁（并非政权）是否垮台；2.经济是否崩溃；3.老百姓生活水平是否低下；4.国家是否分裂。于此对应，落实到古代社会，就是1.内阁被罢黜；2.财政支不敷出；3.哀鸿遍野、饿殍满地；4.农民起义，政权分割。用这些指标衡量诸葛亮治下，显然都不是。理由如下：

1. 诸葛亮至死未遭弹劾下台，其内阁主要成员蒋琬、费祎、董允等皆延续掌权，延续诸葛旧制；军队方面，姜维、廖化、董厥等依然是蜀汉军队主要指挥官。政治清明，没有出现忠臣在外避祸，小人当朝的局面。在与奸佞代表黄皓的斗争中，董相依然占据明显上风，不是姜相后时的朝政。

2. “四英相”时期，蜀汉财政没有出现支不敷出的记载，依然能维持国家运行。

3. “四英相”中如蒋相、费相治下，老百姓还没有面有菜色。刘备章武年间的人口统计与刘禅投降时的造册人口大体相当。

4. 农民起义还没有记载。

由此可见，诸葛亮北伐（至少到姜维前期）并没有对蜀汉国力产生严重削弱。不能将姜维后期的混乱政治局面追究到诸葛亮头上。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诸葛亮兵退基本上是因为粮草后继不上而退，其中二伐围城不过二十来天就主动撤围，说明诸葛亮的军事行动是以后方实际支持力为主的，一旦后勤补给出现问题，诸葛亮便主动撤兵，他有全盘经济考虑在内，不会不计后果，一味追加军费开支，这与姜维的北伐有质量上的不同，姜维基本上是穷兵黩武，兵败乃归。

我认为诸葛亮的北伐是为蜀汉在争取国际地位（三国鼎峙及部分少数民族政权）做斗争，是以国际舞台中的政治、外交上的得分为一定目标的军事行动。

诸葛亮恢复汉朝的口号其实不具备任何影响力，汉朝末年的天下大乱使中原老百姓对这个腐朽王朝恨之入骨。曹魏从文帝曹丕起开始削弱王室，扶植大地主，使地主阶级拥护其政权。老百姓也期盼安宁，对他们而言，诸葛亮并非什么正义之师，曹魏也不是什么贼逆，双方都是从汉朝这一合法政权消亡后分裂出来的对峙政权，所以无所谓正义与邪恶。谁最后一统天下使百姓休养生息，谁就会被百姓拥戴并接受的政权。因此诸葛亮北伐并不是正义的，当然也不是邪恶的。

众所周知，蜀汉是三国中最弱小的政权，除蜀中平原外，大部分疆土没有开发，十分贫瘠落后，因此曹魏和孙吴都想吞并它然后两国一较高下。蜀汉若想从三流国家中跃起，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必须扩大其国际影响力，于是加强与二流国家孙吴的联盟便是其确保二弱抗一强的国际局势，赢得一席之地的基本国策。

在与东吴的外交中，诸葛亮必须保证盟友东吴没有二心，协力抗曹。因此他必须拿出“振奋友邦、威慑敌庭”的姿态，所以要威武自强，以攻图存。如果示弱，则必是弱肉强食的第一牺牲品。因此蜀汉尽管弱小，但没有出现“弱国无外交”的局面。

另外还有重要一点，就是诸葛亮北伐是与曹魏争夺大中亚区域的影响力。

在曹魏设立西域长史府的形势下，蜀汉作为汉的继承国（其实历史上蜀汉就叫汉），在争夺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上必须先发制人，从中亚获得利益，补充国力与中原王朝一战。因此从这个战略方向考虑，诸葛亮也必须北伐，这也就是诸葛亮、姜维争夺陇上，切断曹魏陇右与中原之联系的原因。

五伐时，诸葛亮西上五丈原，司马懿料定诸葛亮出五丈原而率先占据渭水东岸地形，手下将校欢欣鼓舞时，惟独郭淮明查孔明之心，认为诸葛亮此举有真实的远大意图，汉军是谋图北上而非东进，在五丈原以西的陈仓、天水、祁山等地，推进其作战基地，因此汉军必攻北原（今陕西眉县北、渭水北岸）。郭淮对司马懿说：“若亮跨渭登原，连兵北山，隔绝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家之利也。”（《三国志·卷二十六》）。请大家注意这句话中，郭淮明确指出诸葛亮切断陇道，分裂曹魏治下之“民、夷”的战略意图，诸葛亮就是要让西域都户府一带的少数民族政权和当地汉人脱离曹魏而附庸蜀汉，以此动摇曹魏在西方利益。后来双方确实在北原发生了激战。结果先期陈兵北原的郭淮军击败了抢夺北原的蜀汉先头部队，而诸葛亮也箭退司马懿一万骑兵（详见《水经注》载诸葛亮上武功事），双方形成了战略相持。不久，诸葛亮辞世，雄才大略却不得其时的他饮恨渭水，从此蜀汉再无翻盘机会。司马懿也由衷感叹其“天下奇才”。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依、允等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复之言，则责攸之、依、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诸葛亮空城计的合理性��

单纯视为诸葛亮与司马懿之间的赌博，未免太小看空城计的合理性。

事先的安排与事后的变化不多考虑，断章取义仅凭焚香弹琴的从容悠情，以管窥天或坐井观天，见识有如瞎人摸象，难以得见全貌。从《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马谡拒谏失街亭 武侯弹琴退仲达」前后文仔细端详，把时间背景及细节过程娓娓道来，方可探知究竟，事实胜于雄辩，而不是猜想可能，或是感觉应该如何。

诸葛亮在得知街亭及列柳城尽失时，正着手安排北伐军撤兵事宜：所以一开始就安排关兴及张苞各引精兵三千人投往武功山，又令张翼先遣剑阁以备妥归路，再命马岱及姜维殿后准备埋伏，最后移民天水、南安及安定等三郡官吏军民皆入汉中。而诸葛亮亲率五千兵马运粮，这些分拨安排，正是打算撒兵的序列开始。

可惜总有人错认为诸葛亮只用一座空城打算对抗司马懿，或是讹言成毫无准备之下被迫迎战，事实上诸葛亮在事前的分拨安排，却鲜少人知。事前已有埋伏，才敢布局示疑，这与事前没有准备，赌运气冒险一博的情形迥然不同。老是往司马懿「养敌自保」，或是诸葛亮「冒汗走险」等方面猜测，不如仔细落实事件的「前因后果」，还比较具体根据而不沦于幻想迷惑。

从火烧新野及博望用水开始，屡被吓得惨败的魏军官兵，在其心目中，诸葛亮是个善用诱兵的奇兵专家。而且魏军亦向来善用诱兵，从早年的濮阳之役诱取吕布，以及官渡之战诱斩文丑等，魏军早知贪饵受诱的下场——壮烈牺牲地重创负伤。诸葛亮高举北伐大旗，集结大军来袭，不管是移动三郡居民或是节度蜀兵诸将的行动，都不会是小活动而不为人所知，纵使司马懿不知蜀兵虚实，也能知悉蜀兵曾有大规模的移动。但是司马懿等魏军在西城跟前所看到的蜀军，却无任何大规规重兵，这些蜀军怎会消失不见呢？移防的蜀军人在何方呢？会不会是埋伏准备袭击呢？是不是诸葛亮打算用少人的诱兵引导魏军入城受死，以诸葛亮为蜀军的最高领导，谁敢掉以轻心看扁？

司马懿再冒失也要盘算诸葛亮的麾下大将，像关兴、张苞、马岱及魏延等蜀兵诸将，是不是全都聚集在西城等死，还是隐匿在旁，虎视眈眈伺机而动？或是研判蜀兵诸将悉数逃亡，仅剩诸葛亮一人落单，眼中没有蜀兵诸将存在，除非司马懿得意豪赌，自认逮到没有护卫兵团的集团主帅，这若不是运气太好，就是诸葛亮设下陷阱，以诱兵请君入瓮。司马懿原本不信哨兵报情，亲自探敌求证后，于是采取谨慎的措施。先行后退，再缓徐图：若有埋伏，则顺势引退；若无埋伏，则再兴战事。从司马懿不久又重回西城，盘问当地居民有关蜀军虚实，便可得知司马懿的确有卷土重来的军事行动，并非像有人所说的「魏兵一路吓回长安」。先退一步，保持安全距离，再另谋主意，而非惊吓大逃。

后来就在武功山的小路，关兴及张苞杀声盈谷，更兼魏军心疑，岂敢久停。曹真本想贪功追杀，不意却半途中伏，被诸葛亮事前所分拨安排的姜维及马岱拦截，不得不引兵鼠窜而还。司马懿若不早退，差点就落得曹真的下场。随着司马懿撤兵暂退，诸葛亮趁机撤回汉中。事先有「分拨安排」，事后有「埋伏交战」，遂使诸葛亮以风声鹤唳的静肃，巧设空城疑计而圈套司马懿。

正史在裴注引有郭冲三事，谈论诸葛亮空城计。

裴松之已经就空城计的发生时间、地理位置、攻守形势及礼节尊卑不分等加以驳斥，所以郭冲所言并非事实。光是司马懿人仍为荆州都督（就是周瑜一辈当不到的职位），人在宛城，没空北上街亭与诸葛亮对阵，时空已经不符。郭冲说司马懿带兵二十万，诸葛亮仅留蜀兵万人，其它余军则交给魏延，司马懿以二十比一的优势，根本不用惧怕。而《三国演义》却说魏军仅有十五万，诸葛亮自身有兵二千五百名，另二千五百名蜀兵暂出，而关兴及张苞各领三千，这里已有一万一千名，还有张翼、姜维及马岱各军未计，若再把街亭战场的王平、魏延、高翔、申耽及申仪等残军计入，还有赵云及邓芝的箕谷疑军合并计算，恐怕兵少的人不是蜀兵。按《三国演义》的说法，当初诸葛亮率领大兵三十余万，蜀兵北伐军当初还能惊动魏明帝亲征，军队的规模及实力仍不容小觑。

按《汉晋春秋》诸葛亮自称：「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也就是蜀兵多于魏兵，而非魏兵多于蜀兵。若是司马懿大军以众凌寡，又何需在意区区万名蜀兵呢？事实上诸葛亮也不是仅带万人就敢北伐，连南征南蛮都不只动用万人，北伐又怎只用万人。司马懿的对象不仅是诸葛亮的直属本队，更应考虑全体北伐大军。人数再多并非不怕陷阱，战国时长平之役，赵卒虽以四十余万人之众，仍落入秦军包围而挨饿，最后还被迫投降坑杀。汉中一带的山岳地形，满布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及天隙等险要，以石穴丛林等障碍，最怕身陷死地而无逃生余地。山林还不利于魏军骑兵的奔驰，山谷中的关隘其中还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险要，兵卒虽多，忽略地形的限制，岂不大意。

诸葛亮已有大军，兼有地利，司马懿如郭冲所称，虽有二十万，但仍未必占尽上风。而且郭冲最大的失误，就是忽略蜀兵诸将的存在，司马懿屈指可算出北伐诸将的所在，面对只剩诸葛亮一人的军队，除非司马懿目中无人，看不见魏延、高翔、赵云及王平等蜀将。否则司马懿则应推敲这些蜀兵诸将是否正埋伏有以待之，诸葛亮在后来善用诱兵斩杀张合及王双等人，更证明魏兵冒进的下场，自食轻敌的恶果，恐将遭身死败亡之途。

诸葛亮的空城计，最早不是出现于明清以后的《三国演义》，反而出现于来自于正史陈寿所著《三国志》的附注（郭冲三事），而且后者还比前者不合理。这很讽刺，来自正史的附注不可信，反而虚构的演义面面俱到。

为什么《三国演义》中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呢？

《三国演义》第一回开宗明义：“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作品结尾时又再一次强调：“此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者也。”一部《三国演义》，一定意义上作者所要表达的，正是“分合说”这八个字。

《三国演义》中的“所谓天下大势”，就是指国家政治递嬗的运动趋向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了说明这一思想，作者不仅举出了大量史实为证：“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而且通过三国时期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外交的种种斗争，形象地揭示了分争带来的社会灾难，展现了三国归晋、天下一统的又一次“分久必合”的社会政治轨迹。

“合久必分”与“分久必合”，既是作者对这段历史的基本总结，又是作者结构这部宏篇巨制的理论框架，它不仅体现在作品的整体构思中，而且体现在作品的人物塑造和情节安排中。因此，有人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来概括《三国演义》的主题，应该说是有一定根据的。回答题主的“分合说”话题，给予其正确评价，也是很有意义的。

诚然，“分合说”主要是从国家政权形式的变迁去探讨社会政治运动轨迹和历史发展规律，而对于社会制度的看法，基本上信守着“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思想，表现为一种僵化的封闭的思维模式，说它有历史循环论倾向也未尝不可。这种思维模式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社会自给自足又周而复始的小农经济的长期培育与熏陶，同时也与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的政治结构和周期性的政治震荡的实际经验相联系。然而，仅仅看到《三国演义》思维的封闭性是不够的，“分合说”的具体内容也不尽是保守的。当我们细读《三国演义》就会发现，“分合说”表达了作者对封建社会政治的深刻认识和维护国家统一的进步思想。

《三国演义》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开始，首先探讨了造成社会分裂的根本原因。作者认为，汉末三分，“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因为桓、灵二帝政治腐败，“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及桓帝崩，灵帝即位，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共相辅佐；时有宦官曹节等弄权，窦武、陈蕃谋诛之，机事不密，反为所害，中涓自此愈横”；“后张让、赵忠、封諝、段珪、曹节、侯览、蹇硕、程旷、夏恽、郭胜十人朋比为奸，号为‘十常侍’。帝尊信张让，呼为‘阿父’。朝政日非，以致人心思乱，盗贼蜂起”。

显然，汉末的社会动乱与分裂并非是“合久”的缘故，而是封建统治者废贤失政所引起，不是历史的循环，而是人们自己的“创造”。这样，“合久必分”的真实涵义就不是通常所理解的由天命安排的盛衰之理，而是由人事所决定的政治运动规律。所谓“合久必分”，应当理解为社会在长期安定的环境中，统治者容易堕落腐化、不思进取，从而带来社会政治的腐败，激化社会矛盾，产生社会动乱与国家分裂。这是《三国演义》的实际描写，所给予读者的鲜明印象和基本结论。

探讨“合久必分”的社会原因，仅仅是作品构思的起点，《三国演义》所集中描写的是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东汉末年各个政治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而这些斗争均指向一个目标——“分久必合”。因此作品在结束时这样总结道：“自此三国归于晋帝司马炎，为一统之基矣。此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者也。”这里所说的“天下大势”与开篇所说的“天下大势”是有显著区别的。开篇所说的“天下大势”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落脚点在“合久 必分”；这里所说的“天下大势”是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落脚点在 “分久必合”。如果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对汉末社会动乱原因的分析，那么，“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则是对三国时期近百年历史的总结，是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一种概括。

当桓、灵二帝朝政腐败造成国家动乱以至分裂之后，那些乱世英雄们纷纷拥兵自重，怀横扫六合之心，立平定四海之志，“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孙坚私藏传国玉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孙权事实上已南面称孤道寡，他们都做着统一天下的美梦。尽管作者对于到底该由谁来统一天下有自己的情感倾向，但从未反对过任何谋求国家统一的行动。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姜维的九伐中原，钟会、邓艾的袭蜀，杜预、王浚的伐吴等等，都受到作者的肯定性描写。即使对于“奸雄”曹操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等统一北方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作者也是予以赞扬的。至于描写曹操在赤壁之战惨败，也无否定他南征的意思，而是批评和嘲笑他的骄横和轻敌。尽管汉末形成天下三分的局面，但作者并不赞成这种分裂。“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作品结束时的这最后两句诗充分表明了作者的政治态度和作品的感情基调。

作者笔下的曹操、刘备、孙权都是统一论者，而非分裂论者。

曹操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为己任，在破荆州、下江陵、进逼东吴的长江战船上，他这样表白过自己的理想：“吾自起义兵以来，与国家除凶去害，誓愿扫清四海，削平天下；所未得者江南也。今吾有百万雄师，更赖诸公用命，何患不成功耶！收服江南之后，天下无事，与诸公共享富贵，以乐太平。”

刘备更是一直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帜，招贤纳士，发展力量，谋求统一大业。诸葛亮隆中对策虽指明天下三分的发展趋势，但立足点不在三分而在一统。他说：“将军即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至于孙权，尽管力不从心，却也从未以划江自守为满足。赤壁战之后，孙权更加器重鲁肃，一次劳军时，孙权听说鲁肃来到，便下马立等，后又并辔而行，以此显耀鲁肃，鲁肃却说：“愿明公威德加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使肃名书竹帛，始为显矣。”孙权听了“抚掌大笑”，因为鲁肃道出了他心中的隐秘。

《三国演义》歌颂这些谋求统一的英雄，而对于“守户之犬”刘璋，“虚名无实”的刘表，“冢中枯骨”的袁术，“干大事而惜身， 见小利而亡命”的袁绍等，作者则给予了有力的嘲讽，其中的重要原因便是他们没有统一天下的大志。《三国演义》不仅赞成统一，反对分裂，而且主张由仁德者来完成国家的统一。作品细致地描写刘备集团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发展过程，形象地说明了施行仁政、争取民心是事业成功的关键。

三国归晋同样说明了仁政对于暴政的胜利。蜀国灭亡，是因为“后主在成都听信宦官黄皓之言，又溺于酒色，不理朝政，于是贤人渐退，小人日进”。吴国灭亡，是因为“吴国孙皓，不修德政，酷溺酒色，又奢侈无度，公私匮乏”。而晋帝司马炎却能任贤授能，礼贤下士，其礼待羊祜即是典型例证。由此可见，“分久必合”并不是一种形式上的循环，而是仁政战胜暴政的必然结果，是对原有社会政治秩序的改善和重组，是对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进步思想的肯定与颂扬。

需要指出的是，在《三国演义》中，“合久必分”与“分久必合”能够概括封建社会政治变迁和政权递嬗的现象，尤其是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条件下，强调统治者的社会政治责任，批判他们祸国殃民的罪行，无疑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

然而，“分合说”主要还是从现象上、形式上看问题，其基本思想倾向是将政治问题道德化、伦理化，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不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理解政治的内涵，不从社会制度方面去认识国家政权的递嬗，而不适当地强调少数统治者的政治作用，就很难获得对社会政治运动轨迹和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找到社会所以分合的根本原因，也就难以跳出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正因为如此，人们批评“分合说”有历史循环论倾向也就不奇怪了。